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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庇护、体制庇护与工作家庭冲突

  内容提要:本研究探讨城镇女性的就业状态及其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基于当前城镇地区国有部门(体制内)和非国有部门(体制外)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本文将城镇女性分为体制内就业、体制外就业和不就业三类群体,探讨群体间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及其解释机制。通过分析“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研究发现:已婚而且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女性更可能不参与劳动力市场;在体制内就业的女性的平均工作时间远低于在体制外就业的女性;不就业的女性和在体制内就业的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均高于在体制外就业的女性。借鉴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本文提出“家庭庇护”、“体制庇护”和“工作家庭冲突”三个机制来解释以上经验发现。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理解和解释女性的就业状态与主观幸福感需要充分考虑当前城镇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及与之相关的宏观制度环境。 

  关 键 词:家庭庇护/体制庇护/工作家庭冲突/女性就业/主观幸福感

  

  一、引言

  女性的就业率或劳动参与率是衡量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最重要也最常用的指标之一,它与社会和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程度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快速,第三产业的比重日益增加,女性的教育水平也得到了较大提升,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没有上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世界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由1990年的72.7%持续下降至2013的63.9%,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①究其原因,有观点认为,市场化改革以后,就业不再是国家的强制政策,劳动力配置机制逐渐从国家过渡到市场,就业是雇主和雇员之间双向选择的结果,因此,女性可以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Parish & Busse,2000)。也有人认为,在市场化过程中,国家保护女性权益的政策约束力下降,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增加,可能会使一些女性被迫离开劳动力市场,从而最终导致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潘锦棠,2002)。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女性就业率的下降是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我国劳动政策的急剧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政策)所致(蔡?、王美艳,2004)。

  虽然已有文献对中国女性的就业状况、历史变迁及其背后的社会逻辑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但仍有两方面不足。第一,已有文献大多关心女性是否就业,wd8888.com,或只探讨就业女性和不就业女性两类群体的差异,而将就业女性看作是一个高同质性的整体。这种做法忽略了转型期城镇地区国有部门(体制内)和非国有部门(体制外)并存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这两个部门在人员配置机制、薪资决定方式、福利和劳动者权益保障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别。

  第二,wd8888.com,已有研究大多关心女性就业的原因,但对女性就业状况所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对女性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影响鲜有讨论。社会心理学家雅霍达(Jahoda,1982)认为就业具有满足个体多项心理需要的潜功能,失业或离开劳动力市场会导致这些基本心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对主观幸福感或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大量基于国际社会的经验研究也证实,在业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或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失业群体(Dolan et al.,2008)。在中国,wd8888.com,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就业者的主观幸福水平大大高于无业者(边燕杰、肖阳,2014)。而伊斯特林等人(Easterlin et al.,2012)认为,转型期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变化,与失业率的波动有密切关系。因此,在女性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不就业女性比例日益增加的背景下,研究当前城镇女性的就业状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较重要的现实意义。